（雅加达讯）政治观察家阿姆索里·巴哈鲁丁夏（Amsori Baharudin Syah）指出，内阁秘书泰迪（Teddy Indra Wijaya）经常走入基层、与民众面对面交流的领导风格，与“同理心治理”（empathetic governance）的理念高度契合。
阿姆索里认为，泰迪 的作为标志着印尼官僚领导实践出现重要转变。不再只是执行技术官僚角色，泰迪 反而选择亲自深入基层，探访“人民学校”，倾听儿童与家长的故事，并在没有繁琐礼宾的情况下理解真实问题。
他指出，这一举动显示 泰迪 不只是坐在“办公桌后”的官员，而是一位深知公共服务始于“在场、共情与人性化互动”的国家行政人物。
“泰迪 Indra Wijaya 所做的是公共服务的最高形态。他不是以官员的身份出现，而是以愿意倾听的‘人’出现。”阿姆索里于周一在雅加达发表声明时说。
阿姆索里指出，泰迪 的方式呈现了一种在内阁级官员中少见的公共领导模式。在许多现代官僚体系中，官员通常是在会议室后方做战略决策者；但 泰迪 则将部分工作空间“搬到”群众之中。
“在我看来，泰迪 的出现体现了一个‘关怀型国家’的形象，而非仅仅是一个‘管理型国家’。这十分关键，因为国家不能只制定规则，更要在情感上、在生活中与人民同在。”他说。
他补充，国家高官的亲身到场具有强烈心理效应，让民众感到被看见、被倾听、被尊重。在政府与人民距离时常显得遥远的情况下，泰迪 反而跨越了这道鸿沟。
阿姆索里进一步解释，“同理心治理”是一种强调情感在场，而非仅是结构性在场的公共领导理论。他援引汉娜·阿伦特（Hannah Arendt）的“权力源于协同行动”（power as acting in concert）理论指出，真正的政治权力产生于领导者与人民处于同一空间，并以具体行动建立信任。
权力不是来自头衔，而是来自建立社会关系的成功。
“泰迪 展示的不是行政权力，而是道德力量。他以倾听而非命令来建立合法性。”阿姆索里表示。
这一方式在他看来，是现代官僚治理的重要基础，因为当代治理要求领导者具备适应性、包容性，并贴近社会现实。
对阿姆索里而言，泰迪 走访“人民学校”象征着“滋养型国家”（state nurturing）的精神——国家存在的意义是陪伴、强化并使人民更具尊严。
他认为，诸如与孩子席地而坐、与家长轻松交谈，或在无礼宾记录的情况下倾听心声等看似简单的举动，反而成为最有力量的行政行为。
“许多官员谈公共服务，但真正以‘人’的面貌出现的并不多。泰迪 做到了——这使他的领导讯息与众不同。”他说。
阿姆索里补充，这种响应性姿态也强化了内阁作为机构的形象——不仅制定政策，也理解政策落地的真实场景。
他指出，在当代印尼政治语境中，这种领导方式非常重要。在公众对政府官员普遍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，具有同理心且谦逊的方式能成为修复信任的桥梁。
“泰迪 证明，一个强大的国家，是愿意倾听的国家。而他深入基层的行动并非作秀，而是一种政治教育：国家官员也应以‘同为人’的姿态出现。”阿姆索里总结道。
